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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港交所上市的尚未盈利的生物医药公司，百济神州、华领医药等都出现过上市首日破发的情况，未来公司的股价走势还是取决于科创企业的‘软资源’能不能充分挖掘和释放，取决于投资者对于公司的认识是不是越来越全面、理性和客观，取决于公司的发展预期是否能够被市场所验证。”刘哲说。
四、如何创新财政政策？第一，从总量性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总量性政策就是过去的需求管理政策，那个比较好操作，转向结构性政策就比较复杂了。比如分配结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等等都与财政政策相关联。结构性政策到底应该放在哪个方面？财政直接去调结构，其作用是有限的。当然，也不是说一点作用都没有。当市场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实现市场出清的时候，应用行政手段我看也无妨。要不然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占用过多资源，低效率，反而会危害整个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就可以有所作为。
1-9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97万人，基本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登记失业率均低于控制目标，稳就业各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失业保险援企稳岗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又到一年找工作的季节，临近毕业的2020届大学生们纷纷忙碌起来。近日，多地启动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活动。从10月12日开始，2020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就已启动。此外，很多大学的双选会也在陆续举行。
一、传统的分析框架已经不相适应过去我们有一套分析框架来观察经济形势，这套经济分析框架大家也熟悉，就是“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三驾马车”讲的是消费、投资、进出口，很多人认为这三驾马车是并行拉车往前走，形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实际上，这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作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与今天的现实已经不太吻合，或者说它已经很难真正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尽管我们在观察分析形势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总是在看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这些指标，以此来判断经济形势的走向。一般认为只要消费增长、投资上升、出口扩大了，经济形势就好转了。
经过初步的研究，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公共风险分析框架。因为公共风险决定了宏观政策，而公共风险来自于不确定性，它与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征吻合。从现实来看，宏观政策怎么去选择？取决于公共风险的大小。公共危机比如说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用公共风险的理念去分析，就可以这样来理解：过去的公共风险变成了事实——公共危机。这个事实可能会进一步演变，那就是未来的公共风险。所以基于公共风险的观察跟传统的实体理性不一样。实体理性是确定性存在，而公共风险的观察是建立在虚拟理性的基础上，并没有确定性存在，这就是哲学问题了。
“不需要美国，华为正构建自己的供应链”，德国《明镜》周刊近日报道了包括该刊在内的部分德国媒体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圆桌会议。报道描述称，当天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两幅巨型油画：一幅是拿破仑将帝国王冠戴在头上，另一幅是滑铁卢战役。但正如任正非所言，胜利或失败都不足以形容华为公司的真实处境。这位75岁的老人在会上向德国记者展示了一张黑白照片：一架苏联二战时的“伊尔-2”型战斗机，它的机翼因敌方大炮击中而被穿孔，但它仍顽强地在空中翱翔。“这是华为目前处境的一个很好的象征。”任正非说，“华为飞机仍在飞行。我们正努力修补漏洞。”
